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唯一关联糖炒栗子词条的是——“北京”。
我生在新疆的一个叫塔城的小地方。读初中的时候，看了关于李白的文学常识，觉得小城的曾用名“碎叶”更浪漫一些。因为无论是作为李白的出生地，还是那句“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唐诗的出处地，它都显得高古神秘。当然，如果真的像某些考据所说，李白其实是生在碎叶城的一个叫Leh Bek的哈萨克族小孩，我却又至今难以接受。
我父母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来到这里搞勘测，是土地勘测，而非地质勘探。
“巨小”的一个城，“巨微缩”的一支勘测队伍，却拥有五湖四海的人，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当然还有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天津的。
这在许多人里，一个上海阿姨的精致和一个北京阿姨的有文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个北京阿姨很会讲故事，她讲《基督山伯爵》、讲《战争与和平》、讲《复活》，像涅赫留朵夫之类漫长又拗口的名字，在她嘴里像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顺畅。
当然作为小孩子，我并无缘听到她讲鸿篇巨制，只能偶尔在夏夜的葡萄架下，在辽远而繁密的星空下，搬个小板凳，在高谈的大人身边去蹭她故事的一点流量。那还是“深挖洞、广积粮”的年月，她的大部头故事都讲在那些深挖洞的运动中了。在我父母的转述里，那些故事不知消减了多少劳动的苦累。对我，单是那些故事的小碎片，也足以让我对她的崇拜也如滔滔江水那般了。
她的女儿深得她的真传，装了一肚子书，讲出来都生动无比。虽然她大不了我们几岁，但在她面前，我们却只是小屁孩一般，常常要端着张脸，哀求她讲故事。
她并不是次次都耐烦讲的，也不是次次都讲许多。有一次我们起哄她再来一个时，她讲：“从前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
我们就说，“然后呢……”
“讲什么故事呢？”她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嘲讽。
“讲什么故事呢？”我们问。
“他讲，从前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
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悟，她却笑笑，端着板凳回屋了。那样的笑，那种高贵美丽、对着芸芸众生的悲悯一笑，让我记忆很久。
糖炒栗子就是从那个北京阿姨那里听闻的。
她说，冬天下雪的时候，等在炒栗子的摊位上，老板用大长勺搅动着铁锅里的黑色的砂石，板栗在铁砂里翻炒受热，有的会裂开小口，香甜的味道飘散出来……
“栗子是要呼吸的。”她说，“所以买回来，要装到布袋里，常常给它们翻身，让它们透气呼吸，不然很快就会坏。”
因为她充满声色的讲述，那会呼吸有生命的糖炒栗子在记忆中充满了声色，是的，是声色，而不是味道。
在我的感觉里，那种小零食是一种铺排，铺排得包含了我这个只见过大戈壁风雪和荒凉的小孩子对北京所有的想象。
真正吃到糖炒栗子是十多岁了，妈妈去北京出差带回来的。
尽管不断晃动翻身，但经过差不多半个月的旅途，栗子们还是从外表到内心都失去了生命。除了完全坏掉黑硬的，那依然可食用的少数应该味道并不怎样。但我真的忘记了初次品尝它的滋味，我想，那是一种刻意地忘记，我神奇地存储了它最初给我的美好。
第一次读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固执地觉得，那个红泥小火炉里，一定也该烤着几个板栗，在晚来天欲雪的寒气里，在噼啪微响的火炭中，它们被思念煨出了诗意和浪漫。
后来，我去了乌鲁木齐，在街头也有闪着光泽冒着热气的栗子。那时，我受着遥远的爱情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热切地盼望逃离这里，去往北京。因此满怀固执地觉得，只有北京的糖炒栗子才是真的糖炒栗子。
当我来到北京，当想着，吃糖炒栗子也曾是怨着“遥夜”的我去北京的借口，就真的去街上。在一家很受宠的栗子店外排起了长队。
我的薪水少，大半付了房租。在下班后匆匆回家的人群里，还没有落实晚饭的我买下一包刚刚炒出的栗子，就真的有了铺排的意味。
冬夜黑得早，吃着板栗不好去挤公交，就慢慢向着下一个车站走。栗子的热气凝成水汽，湿了纸袋。一颗颗地咬破栗子壳，也许因为笨，很少能剥出完整的，那壳粘着一些温度热在手里，那碎开的一小点一小点的甜香化在口里，让人有一种幻梦感。
但很快它们就冷了，没有戴手套的手更是僵硬。狂奔一段赶上公车，挤在陌生的人群里，人群的缝隙里有繁华城市的碎影。
一站一站，渐渐清冷了，空腹中泛出酸，还有类似烧灼的板栗的存在感。
想起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说杨贵妃，“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
美女、汤壶、热闹都不关联板栗吧，但我拎着一袋板栗走在公寓的楼梯上，我的脚步让楼梯灯次第地亮起来，昏昏地照着。那种温柔的惆怅，让我昏昏地联想。
而今，十多年过去，糖炒栗子再也不是珍藏在记忆里的奢侈品，它变成了一种普通干果，躺在花生瓜子松榛间，又或被真空收纳于年货的包装袋里，不用翻动不用呼吸，也平白地拥有了半年的保质期。
流光容易将人抛，才说着过年了，十五的元宵就已经吃过了。上下班路过的那炒栗子的小铺面，年过了也就陆陆续续地开了张。看见栗色油亮的果实在一片热气里翻滚，也不知为什么手里就多一纸袋板栗。
带回家中，没有吃的兴味。看见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塔城的雪，茫茫一片，在屋在树在衣。
翻着照片，心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慨叹。原来最好的糖炒栗子从来不在北京，是在一年年聒碎乡心梦不见的碎叶城。
我生在新疆的一个叫塔城的小地方。读初中的时候，看了关于李白的文学常识，觉得小城的曾用名“碎叶”更浪漫一些。因为无论是作为李白的出生地，还是那句“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唐诗的出处地，它都显得高古神秘。当然，如果真的像某些考据所说，李白其实是生在碎叶城的一个叫Leh Bek的哈萨克族小孩，我却又至今难以接受。
我父母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来到这里搞勘测，是土地勘测，而非地质勘探。
“巨小”的一个城，“巨微缩”的一支勘测队伍，却拥有五湖四海的人，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当然还有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天津的。
这在许多人里，一个上海阿姨的精致和一个北京阿姨的有文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个北京阿姨很会讲故事，她讲《基督山伯爵》、讲《战争与和平》、讲《复活》，像涅赫留朵夫之类漫长又拗口的名字，在她嘴里像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顺畅。
当然作为小孩子，我并无缘听到她讲鸿篇巨制，只能偶尔在夏夜的葡萄架下，在辽远而繁密的星空下，搬个小板凳，在高谈的大人身边去蹭她故事的一点流量。那还是“深挖洞、广积粮”的年月，她的大部头故事都讲在那些深挖洞的运动中了。在我父母的转述里，那些故事不知消减了多少劳动的苦累。对我，单是那些故事的小碎片，也足以让我对她的崇拜也如滔滔江水那般了。
她的女儿深得她的真传，装了一肚子书，讲出来都生动无比。虽然她大不了我们几岁，但在她面前，我们却只是小屁孩一般，常常要端着张脸，哀求她讲故事。
她并不是次次都耐烦讲的，也不是次次都讲许多。有一次我们起哄她再来一个时，她讲：“从前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
我们就说，“然后呢……”
“讲什么故事呢？”她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嘲讽。
“讲什么故事呢？”我们问。
“他讲，从前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
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悟，她却笑笑，端着板凳回屋了。那样的笑，那种高贵美丽、对着芸芸众生的悲悯一笑，让我记忆很久。
糖炒栗子就是从那个北京阿姨那里听闻的。
她说，冬天下雪的时候，等在炒栗子的摊位上，老板用大长勺搅动着铁锅里的黑色的砂石，板栗在铁砂里翻炒受热，有的会裂开小口，香甜的味道飘散出来……
“栗子是要呼吸的。”她说，“所以买回来，要装到布袋里，常常给它们翻身，让它们透气呼吸，不然很快就会坏。”
因为她充满声色的讲述，那会呼吸有生命的糖炒栗子在记忆中充满了声色，是的，是声色，而不是味道。
在我的感觉里，那种小零食是一种铺排，铺排得包含了我这个只见过大戈壁风雪和荒凉的小孩子对北京所有的想象。
真正吃到糖炒栗子是十多岁了，妈妈去北京出差带回来的。
尽管不断晃动翻身，但经过差不多半个月的旅途，栗子们还是从外表到内心都失去了生命。除了完全坏掉黑硬的，那依然可食用的少数应该味道并不怎样。但我真的忘记了初次品尝它的滋味，我想，那是一种刻意地忘记，我神奇地存储了它最初给我的美好。
第一次读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固执地觉得，那个红泥小火炉里，一定也该烤着几个板栗，在晚来天欲雪的寒气里，在噼啪微响的火炭中，它们被思念煨出了诗意和浪漫。
后来，我去了乌鲁木齐，在街头也有闪着光泽冒着热气的栗子。那时，我受着遥远的爱情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热切地盼望逃离这里，去往北京。因此满怀固执地觉得，只有北京的糖炒栗子才是真的糖炒栗子。
当我来到北京，当想着，吃糖炒栗子也曾是怨着“遥夜”的我去北京的借口，就真的去街上。在一家很受宠的栗子店外排起了长队。
我的薪水少，大半付了房租。在下班后匆匆回家的人群里，还没有落实晚饭的我买下一包刚刚炒出的栗子，就真的有了铺排的意味。
冬夜黑得早，吃着板栗不好去挤公交，就慢慢向着下一个车站走。栗子的热气凝成水汽，湿了纸袋。一颗颗地咬破栗子壳，也许因为笨，很少能剥出完整的，那壳粘着一些温度热在手里，那碎开的一小点一小点的甜香化在口里，让人有一种幻梦感。
但很快它们就冷了，没有戴手套的手更是僵硬。狂奔一段赶上公车，挤在陌生的人群里，人群的缝隙里有繁华城市的碎影。
一站一站，渐渐清冷了，空腹中泛出酸，还有类似烧灼的板栗的存在感。
想起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说杨贵妃，“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
美女、汤壶、热闹都不关联板栗吧，但我拎着一袋板栗走在公寓的楼梯上，我的脚步让楼梯灯次第地亮起来，昏昏地照着。那种温柔的惆怅，让我昏昏地联想。
而今，十多年过去，糖炒栗子再也不是珍藏在记忆里的奢侈品，它变成了一种普通干果，躺在花生瓜子松榛间，又或被真空收纳于年货的包装袋里，不用翻动不用呼吸，也平白地拥有了半年的保质期。
流光容易将人抛，才说着过年了，十五的元宵就已经吃过了。上下班路过的那炒栗子的小铺面，年过了也就陆陆续续地开了张。看见栗色油亮的果实在一片热气里翻滚，也不知为什么手里就多一纸袋板栗。
带回家中，没有吃的兴味。看见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塔城的雪，茫茫一片，在屋在树在衣。
翻着照片，心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慨叹。原来最好的糖炒栗子从来不在北京，是在一年年聒碎乡心梦不见的碎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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